在中国人的印象中，长安街似乎是最宽的一条马路。不过在过去，它是一条最窄处仅有5米，且被割裂开的街道。

　　长安街到底应该有多宽，又是从何时起显露出今日“神州第一街”雏形的？

　　新中国成立之后，针对长安街的规划才真正开始。“长安街是首都建设的缩影。不同时代背景下，国家对‘都’的功能定位，最为集中地映射在了长安街之上。”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所所长叶楠说。

　　1958年《北京市总体规划方案》中，首次明确了“东西长安街，要展宽到一百二十公尺”。1959年，“十大建筑”落成，长安街的神韵由此书写。

　　破旧立新

　　1949年10月1日，当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经过长安街时，他们所看到的街道格局与明清时代的景象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

　　在开国大典的纪录片中，依旧能看到长安左门、长安右门分列天安门东西两侧，阅兵车辆前进时不得不绕过两座门，阅兵编队沿长安街行进时，要从门洞穿过。

　　站在今天回望，长安街在从永乐年间开始的最初500多年时间里，没有什么动静，一直是一条割裂的街道。

　　直至1913年1月，东三座门、西三座门、长安左门、长安右门内的门板以及连接这几座门殿的南侧围墙被拆除，东西长安街之间首次出现了一条通道。

　　也是在这时，天安门前的T字形广场开始对外开放。于民众而言，终于可以从东单直接走向西单了，这段距离长约3.7千米。

　　伴随着帝制走向没落，昔日彰显皇权的城门，逐渐成为城市发展与民众通行的阻碍。

　　1915年6月16日，内务总长朱启钤作为彼时北京城市改造的主要负责人，冒雨主持了正阳门（前门）改造工程的开工典礼。他手持足有3斤重的银镐，刨下了第一块城砖。

　　6个月后，改造工程结束，“前门顿改旧观，高楼耸立。气象发皇，五门洞开，行人称便”。此次改造包括拆除城墙及瓮城、开通城门、修铺天安门至外城地区的城市街道等工程，也是在此基础上，北京环城铁路开通，可以说这是“破旧立新” 的一大步。

　　民国时期打开了皇城禁苑，长安街上增添了路灯，其作为一条街道的基本功能开始逐渐显现。1924年，沿长安街铺设了电车轨道，而后三条平行的电车线路在天安门城楼与天安门广场之间运行。

　　不过这时的改造，并未触及这条街道的“肌理”，它的长度和宽度几乎没发生多大的变化。

　　从15米到120米

　　1949年底，最早建设长安街的设想出现了。

　　“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如何提振士气，改变首都的精神面貌，最佳答案就是建设公共建筑。”叶楠指出，在50年代，如何布局中央办公用房以及长安街的宽度成为讨论的重点。

　　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，北京旧城有2000多万平方米的房屋和设施可以利用。

　　站在关键的历史节点，政治、经济、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，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，沿长安街发展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声音。1951年，一些新政府部门的大楼在长安街上破土动工。

　　由于长安左门、长安右门门洞阻碍交通，成为事故多发地，一遇节日，游行队伍也难以顺畅通过，有人主张拆除两门，但反对的声音也同时出现。专家、学者和公安交通部门各执一词，争执不下，市政府也难以决断，最后选择通过市人民代表会议讨论。

　　1952年8月11日，北京市在中山公园内中山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，讨论拆除长安左门、长安右门之事，以表决的形式定下了拆除方案。

　　为了慎重起见，当时还决定把拆下来的材料，暂时保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，如果实践证明这个做法不正确，还有弥补的余地。

　　1954年，出于同样的原因，东长安牌楼与西长安牌楼被迁建至陶然亭公园。

　　东西长安街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贯通了。那么，长安街到底应该多宽呢？

　　15米，是1949年10月长安街路面上的最宽点，而最窄处仅为5米。

　　作为一条紧靠中国政治心脏的大街，任何涉及长安街的细节都会被审慎对待。北京市委市政府了解到一些大城市交通拥挤的教训，主张把长安街搞得宽一点。

　　100米，是1953年提出的第一稿规划总图上规定的宽度。

　　为何要把路修得这么宽？1956年，彭真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论述。他指出，考虑道路宽度问题的大前提是城市有多少人口，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。

　　同年，天安门广场的第二轮规划开始编订，最终长安街的红线宽度为100米，这是毛泽东主席亲定的。同时，路面定为一块板的形式，必要时可作为飞机跑道。

　　征求对总体规划的意见时，当时的总参谋长粟裕曾提到，“从国防上看，假如道路很宽，电线都放在地下，这样在战争时期可以作为飞机跑道，直升机可以自由降落。如果马路宽，还可以作为隔离地带，防止火灾从这一区烧到另一区去”。

　　1958年，《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》中最终明确“东西长安街，要展宽到一百二十公尺”。

　　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，长安街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东长安街中间的有轨电车被拆除了，绿化带被铺成了路面，原先的两幅路被合并为一条宽阔、开放的单幅路，能同时通过120人横列的游行队伍，天安门城楼前的路面也被铺上了花岗石。

　　也是在那时，96基莲花灯与145基棉桃灯，分别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畔拔地而起。夜幕之下，华灯组成了两条金色巨龙，升腾在长安街的上空。

　　同一时间，还有“国庆工程”在紧锣密鼓地开工动土。

　　宽广胸怀的象征

　　“如果将这些国庆工程比作各式各样的展厅，那么长安街就是这些展厅的陈列空间。”美国东北大学建筑学院学者于水山在《长安街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》一书中这样描述“国庆工程”，在他看来，从一开始，将长安街打造成一个“展台”就是人们努力的方向。

　　为庆祝国庆十周年，中央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，打通长安街，把长安街从东单、西单往东西分别延伸到建国门、复兴门，并建设十大国庆工程，其中，军事博物馆、民族文化宫、北京民族饭店、人民大会堂、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（两馆属同一建筑体，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）以及北京站在长安街沿线。

　　但留给“国庆工程”的时间并不多。

　　1959年2月23日的一份报告显示，所有计划的工程项目加起来一共有16个，而此时距离国庆工程的完工日期只有7个月。事实上，所有“十大建筑”的设计与建造都要在10个月内完成，尽管在这一过程中，一些项目因成本问题以及建筑材料短缺而不得不延期，但对于初生的新中国来说，完成这一系列建设绝对是奇迹。

　　这其中，人民大会堂堪称奇迹中的奇迹。直到1959年2月，大多数人都不认为万人大会堂能如期完工。

　　一组数据就能印证人们的担忧。档案资料显示，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所需的建筑材料包括，127700立方米的钢筋混凝土，400000平方米的灰浆饰面，71600平方米的木地板，24000平方米的大理石，27000平方米的花岗岩。

　　而解决庞大的材料需求的过程，生动演绎了什么是“全国一盘棋”。辽宁的钢材、天津的电线、上海的电梯、南京的灯泡、杭州的锦缎……分布在23个省份的200多个工厂，开足马力为大会堂赶制各种材料。

　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、总规划师吴晨指出，政府的决策力是一方面，人民群众的热情与凝聚力也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据统计，在大会堂施工的10个多月中，每天有1.4万多名建设者活跃在工地，累计有30万人参加了劳动。

　　1959年10月1日，一座座集体创作的结晶，如期填补了这条街上的空白，意料之外，却又在情理之中。

　　这条宽阔大道的建设，不仅体现了专业技术人员对新中国建筑风格的一种探索，更象征了新中国宽广的胸怀与面对未来的憧憬。

　　以“国庆工程”为新的起点，越来越多恢弘的建筑立面开始出现在长安街两侧，“神州第一街”的神韵与日俱增。

　　流程编辑 马晓双